9月1日,全國中小學開學的第一天。57歲老漢馮先旭和妻子在長沙的工地上接到了孫子從老家四川南充打來的電話,小孫子馮翰林在電話里向爺爺彙報了新學期的打算。這樣的彙報,馮先旭在電話里已經聽了兩年。
  馮先旭是我國第一代農民工,今年已經57歲,2012年中秋節過後,在家已經待了24年的馮先旭決定和妻子再次一起外出打工。
  馮先旭的兒子馮敏,是標準意義上的農二代,面對這個決定感到心酸而無奈。此前的2009年,馮敏辭去了廣州一家外貿公司採購負責人的工作,回到老家,與朋友合伙開了一家麵包店,但收入難以供養老小。
  兩代農民工,一個選擇告別老家悠閑的老年生活,另一個則放棄了外地原本待遇優厚的工作,只為了讓第三代告別留守的命運,不再重蹈他們的覆轍。
  農一代:
  “這一生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耽誤了孩子”
  上世紀70年代,由於家庭成分等原因,18歲的馮先旭上不了學,也不會種地。恰逢我國改革開放,馮先旭毫不猶豫地選擇外出打工。接下來的10年,馮先旭帶著一幫年輕人跑遍了安徽、上海、江蘇、福建等地。
  1981年,馮先旭的兒子馮敏出生,成為我國最早一批留守兒童。由於馮先旭妻子的身體不好,馮敏常常跟著他奶奶,在農村的大院子里,由各家親戚一起幫著照顧看管。
  儘管不在孩子身邊,但馮先旭卻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打定主意要把兒子供進大學。“我父親是地主,我該讀書的時候沒讀成,吃了太多虧,不能讓孩子和我一樣。”外出打工後,馮先旭對知識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力氣我有的是,也不怕吃苦,但是圖紙我看不懂,字母也不認識。多少好機會,就是因為沒文化,白白錯失了。”
  馮敏念完小學後,馮先旭便把他送進縣城的中學里,希望他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外打工的馮先旭收入還算豐厚,給兒子的零花錢一點也不吝嗇,“就是想著吃的穿的別虧著他,別讓他羡慕學校里其他小孩。”
  1988年,馮先旭的妻子病重去世,馮先旭不得不回老家照顧馮敏,但重新拉近距離,對父子倆而言都有些遲了。回到老家後,馮先旭在縣城裡開了一家照相館,併為馮敏找了位“新媽媽”。由於忙生意,馮先旭對兒子的照顧仍然沒有增加,馮敏的生活更多由“新媽媽”打理。而且他已經感受到了來自兒子的疏遠,“平常也就一個月見一次,見面了我也管不住他”。面對越來越難以管教的馮敏,馮先旭甚至產生了“放棄”的念頭。
  高中畢業後,馮敏走上了與父親一樣的打工道路,馮先旭“把兒子供進大學”的願望徹底落空了。“這一生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耽誤了孩子。”
  農二代:
  “辭職回家是我這輩子最正確的一次選擇”
  在馮敏心裡,留守的經歷永遠也無法忘記。“六七歲的時候,爸爸在南京打工,每次聽見遠處有長途客車的聲音,媽媽就會背起我跑到路邊等。車一停,我就沖車裡喊‘爸爸,爸爸!’但裡邊根本沒有爸爸。”回憶起當初的孤獨和失落,馮敏至今仍然難以釋懷,“別的任何東西,都不可能彌補父愛。”
  2006年,馮敏擁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固執地拒絕了父母替他們帶孩子的要求,“在花錢上,爺爺奶奶也不會虧待孩子。但除此之外,他們也給予不了孩子更多東西。爺爺奶奶心疼孫子,但疼不到點子上。”對留守經歷有著刻骨銘心感受的馮敏相信,只有父母,才能給孩子的思想、性格、習慣的養成帶來幫助。
  馮敏決心要讓孩子永遠告別留守兒童的身份。2008年,馮敏把兒子馮翰林接到廣州,但很快他開始意識到,即使不在農村留守,兒子在廣州的隨遷生活也將面臨種種困難。“上幼兒園,貴一點也無所謂,但是之後上小學、中學怎麼辦?”迫於經濟壓力和為孩子長遠考慮,馮敏辭去了廣州的工作,帶著妻兒和微薄的打工積蓄回到老家。
  馮敏覺得,辭職回家是他這輩子最正確的一次選擇。兒子上小學後,馮敏第一次去學校參加家長會。“雖然是在縣城裡,但留守兒童也有將近一半,看見他們就像看見過去的自己,家長會上,來的全是爺爺奶奶。”馮敏有些難受,但也更篤定自己的選擇。
  兒子現在在班裡成績拔尖,還是副班長,這讓馮敏十分欣慰。“在外面掙再多錢,如果孩子耽誤了,我這輩子都會後悔。”馮敏說,現在自己乾,掙的也不比打工少,“就是壓力大一些,但孩子將來有出息了,現在苦點累點都沒關係。”
  農三代:
  告別留守兒童身份的代價
  目前,我國的留守兒童數量已經超過6000萬人。多數留守兒童在老家由祖輩照顧,父母監護教育的缺失使得“隔代教育”問題在留守兒童身上最為突出。
  由於過早脫離了父母的關愛和教育,留守兒童的生活、學習和心理都更多依賴自身的調節適應,相當數量的留守兒童產生了厭學、逃學、輟學現象。有統計顯示,留守兒童學習成績及初中教育的在學率都低於正常家庭兒童;一些留守兒童由於缺乏監管和教育,更容易受到傷害,同時行為也出現偏差。
  馮先旭的孫子,即馮敏的兒子,幸運地告別了留守兒童的身份,但代價也是巨大的。馮敏和妻子除了撫養孩子外,還要供養四個老人,“我的父母、岳父岳母都是農村人,經濟壓力確實很大。不得已,我父親一把年紀了還要出去打工,我也很心酸,但自己能力有限,只能顧到一邊。”
  馮先旭體恤兒子的難處,也知道兒子的心理負擔。“打電話回家,只敢‘報喜不報憂’。”為了照顧年事漸高的老伴,馮先旭的妻子也來到了工地,在食堂里打雜。
  在馮先旭的工地宿舍里,牆上貼滿了一家人的照片。外出打工與辭職回家,這在農一代和農二代無奈的選擇中似乎蘊含著各自的不幸,但幸福對他們而言是一樣的。也許第三代小家伙對留守的告別並不僅僅是結果,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原標題:告別留守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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